近年来，由于垃圾分类过程固有矛盾突出，导致垃圾分类的效果未及预期。事实上，垃圾分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政府层面的宏观规划，更要有一手基础数据的积累，通过科研技术、政策管理和工程试点等方面齐步推进。

　　垃圾分类过程涉及前段的居民家中分类和小区垃圾桶设置，中间段的垃圾收运车辆和转运站设置，以及末端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这三阶段关键节点是从居民家到垃圾桶的投递过程，以及垃圾车的收运路径和车辆配置。但由于垃圾分类过程固有矛盾突出，导致垃圾分类的效果未及预期，垃圾分类工作任重道远。

　　第一，居民前端分类标准与后端处理设施匹配性的矛盾。众所周知，垃圾前端分类标准的设置应与后端处理能力和形式相匹配，形成相互支撑的正向互动效应。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已基本确定后端以焚烧和填埋并重，逐渐消灭原生垃圾直接填埋策略，但收集和转运过程仍以混合垃圾为主。考虑到后续垃圾处理设施基本成型，垃圾前段分类力度有必要进一步强化。

　　第二，垃圾收集与转运过程匹配的矛盾。具体来看，这方面主要面临两个问题：如何建立居民可接受、易操作的分类模式，并与垃圾收运过程无缝衔接；　如何解决分类垃圾贮存空间和收运组织匹配问题。

　　第三，垃圾处理处置与垃圾回收利用的矛盾。垃圾的回收，一方面由其自身价值决定，另一方面取决于后端处置方式，既要剔除无用垃圾，又要保留有益部分。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减少进入末端处置设施的剩余垃圾量，这就需要在前端分类出的有价垃圾能够进入到正常的回收途径，同时分离出不利于后端设备处置的垃圾。

　　第四，市场驱动与政府行政推动的矛盾。1978年以来，我国的垃圾管理一直由政府主导推进。但是，废弃物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又因多个部门监管而遭到割裂。例如，有价垃圾原则上由全国供销社系统及下属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依靠市场途径回收，未进入回收渠道的生活垃圾由住建部托底收运处置，危险废物处置属于环保部管辖。在垃圾量急剧增加的背景下，这一模式暴露出较大的问题，需要全方位发挥政府、社会的组织功能，保证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垃圾分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政府层面的宏观规划，更要有一手基础数据的积累，通过科研技术、政策管理和工程试点等方面齐步推进。

　　一、科研工作层面：需要针对前段分类设计和后端处置技术的“堵点”，在一线调研基础上深入研究。

　　现有的垃圾多是各个源的混合体，不能有效追溯产生源的特征。建议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居民家庭、单位和街道，研究不同源垃圾的产生特征，并设计操作性强的正面清单模式，改善收集容器布局方法，设计不同源垃圾投放的指导性意见。

　　在前段分类领域，还可发挥现有低技能人口优势，通过建立垃圾收集平台实现垃圾产生源与回收方的对接，借助于定时定点上门收取及小区垃圾桶集中布局等新方法，推动垃圾分类方法的贯彻落实。可用标准化、个性化的垃圾袋为媒介，结合垃圾收集员和智能垃圾桶，建立垃圾收集互联网平台，积极导入垃圾回收分类网络。

　　前期研究显示，在收运系统中进行垃圾分拣，可分流16%左右的垃圾。但这一过程极易加速混合，促进恶臭等释放，并降低后续垃圾资源化的可能性。为此，建议有关方面加大对分类后垃圾处置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强对分选出的塑料、纤维素、生物质垃圾后续利用进行可行性研究。

　　二、政策管理层面：制定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约束性指标，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建立垃圾收费制度。

　　一般认为，垃圾分类习惯的培养耗时一般较长，管理方和实施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可先从分类行为入手，再到分类质量提高，不能苛求一步到位。可先易后难，从过度包装和有毒物质抑制开始，再介入垃圾的源头减量领域。同时，垃圾分类应当走以点带面之路予以推进。

　　实践表明，单纯依靠社区机制和道德约束，缺乏经济激励或者惩罚，垃圾分类难免是一笔糊涂账。可通过设计代金券等方式，采取先发放后补足付费模式，逐步建立垃圾收费模式。

　　数据显示，上海“绿色账户”已覆盖200万户家庭。作为一种资源回收的鼓励措施，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垃圾收费模式的试点中，有必要注意二者的协同配合，尤其要减少“绿色账户”存在的边际效应。

　　三、社会层面：涉及民间团体的第三方监督、舆论宣传和民众教育等多个层次。

　　一方面，垃圾分类的硬件设施可通过市场完成，但分类管理的软系统还是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调推进，要引入公众参与及监督。另一方面，可从学生、公务员、教师和医生等入手，依靠街道和居委会作用，积极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从宣传方式来看，可从正反两方面同时列举，并注重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